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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晗评《英国插画书拾珍》︱图史互证的万种风情

  发布于 2019-10-01  

  2015年3月16日,Google首页的涂鸦图片被一张蓝底白影的植物所占据,乃是为了纪念英国植物学家兼插画家安娜·阿特金斯(Anna Atkins,1799-1871)。时至今日,阿特金斯在中国学界仍名不见经传,乃是因为她倾尽心力所完成的一部书《不列颠藻类:蓝晒印象》(

  British Algae: Cyanotype Impressions

  当然,谷歌也并非心血来潮,无端纪念一位无名小卒,乃是因为《不列颠藻类》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本用照片做插图的书,十七本书打开了人类出版史一个新的局面。这本书以优雅的植物图片,记载着一位女植物学家对这个世界的善意。迷人的普鲁士蓝,却是由无数个氰离子所填满,氰版摄影中无法掩盖的刺鼻气味,似乎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知识女性仍然可以克服艰苦的环境,为实现性别平权而逆向超越,成为一个时代的知识生产者,如勃朗特三姐妹,以及约翰·福尔斯(John Robert Fowles)《法国中尉的女人》(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)中的萨拉。

  《不列颠藻类》所揭示的内涵,远非植物学所能涵盖,它包括了与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社会、自然、政治与文化各个层面的范畴,这便是图片的魅力。它能讲述的故事,是文字表述意犹未尽的地方。人类最早的照片插图书在英国问世,渊源有自,盖因英国本身是插图书最富盛名之国家,而照相术又在十九世纪中叶风靡欧陆。香港同步报码开奖结果,因此,《不列颠藻类》并非横空出世,恰是大势所趋。

  崔莹博士的《英国插画书拾珍》便是针对从维多利亚时代到乔治五世的英国插画书思考的结晶。在中文学界,这段历史并非每个人耳熟能详,纵然英国文学或是英国史研究者,对英国插画书这个较为生僻的领域,仍所知有限。不言而喻,《英国插画书拾珍》在这方面有了填补空白之功。

  书内插画,并非英国专利。在早期的人类出版史中,文与图的关系向来唇齿相依。词不达意与意不尽言一直是文字带给人类无解的困惑,一旦需要更为畅快通晓的表达,那么非依赖于图片不可。中国明清时期的绣像小说,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,便是如此。但是与中国的“左图右史”不同,英国插画书最大的特点是“图史互证”,而这恰是贯穿《英国插画书拾珍》全书的灵魂。

  从维多利亚时代到乔治五世,是英国插画图书的黄金时代。因此插画书当仁不让地成为解读这一时期英国文化的重要参证,这也是“图史互证”的所在。在我看来,《英国插画书拾珍》对“图史互证”的精彩论述,当为如下几个方面。

  一是对英国早期童书的研究。童书是英国插画书中的重镇,据有关学者统计,仅仅在1865年就有大约两百种童书出版发行于英伦三岛。而维多利亚时代恰是英国经济最好的历史时期,从文化产业的角度来看,童书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勃兴息息相关。以当时颇为繁荣的童书出版为视角,当然有助于对当时的英国社会史的别开生面的探索。

  在《英国插画书拾珍》中,作者独辟蹊径地将文章分为“春、夏、秋、冬”四个类别,来探讨作者所见、所藏的各类英国插画书。四季分类,在作者看来是因为所涉及的书类型不同,如“春”的定义则是“春天属于孩子,活泼明媚,生机勃勃”,这虽是作者的一家之言。但是有趣的是,尽管英国插画书确实适应于各阶层人群,但童书绘本,则是英国插画书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,值得局部深研。

  令人称道的是,该书专门谈到了“童书之王”伦道夫·凯迪克(R. Caldecott),这是中文学界关注不够的一位插画家,但他却当之无愧是“绘本之父”。今人知凯迪克者不多,但该书专门梳理了凯迪克的代表作《伦道夫·凯迪克的图画书》,并发现这本书的封面选用的是《痴汉骑马图》这一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·古柏(William Cowper)的名诗《痴汉骑马歌》所配的插图。凯迪克不从事文学创作,只是为文学经典绘图。《痴汉骑马歌》曾为辜鸿铭以汉乐府古体修辞归化翻译,一时在中国文学界激起千重浪。1938年,美国图书馆协会为纪念凯迪克对绘本的贡献,成立了凯迪克奖,授奖给前一年美国最佳儿童绘本插画家,此奖在全世界都有着公信度。凯迪克为当时的童谣配图,不少插图妙趣横生,这是我们目前能看到为数不多的维多利亚时代风貌。今日英国仍是世界绘本大国,良有以也。

  第二则是植物学插图的关注。如何绘制包括植物、动物的博物插图,一直是英国博物学家们的看家本事,也是后世自然科学史家们探赜当时生物的一手材料。譬如1781年由英国植物学家柯蒂斯(William Curtis)创办的《柯蒂斯植物学杂志》(Curtiss Botanical Magazine),饮誉国际学界数百年,影响力持续至今,提携了无数位英国植物插图画家。但是植物插图如何进入插画书的世界,则应受到科学史界与文化史界共同关注。

  《英国插画书拾珍》有一章探讨了安娜·普拉特(Anne Pratt)的代表作《英国的草、莎草和蕨类植物》(The Grass, Sedges, and Ferns of Great Britain),作者以清新明丽的笔触,阐述了植物插图进入插画书的过程。作为科学史学者,笔者对这一章尤其感兴趣,因为科学史界一般认为,博物插图多半用于专业杂志或是专业图书,但以安娜·普拉特为代表的插画家,却推动植物图册成为当时的畅销书,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现象,观之愈久,自然愈觉意味深长。

  吊诡的是,中文学界对《英国的草、莎草和蕨类植物》一书及其作者几乎一无所知,当然,这并不奇怪,因为英国植物学及其绘画在中国成为热门,只是近年来的新事,而主流学术界对这一课题,尚处于接触期。但这一问题的学术价值,却不可小觑,而且在文化创意领域,植物插画一直是绵延流长的文创IP,《英国插画书拾珍》里说,“估计在今天,印有普拉特插画的手账本、帆布包、挂历、茶杯垫都应该出现了吧”。诚哉斯言,从维多利亚时代至今,伦敦、爱丁堡、曼彻斯特等英国城市大街小巷的书店、文具店与美术馆里,向来不乏各类植物插画文创产品,一如阿尔丰斯·穆夏在布拉格的无穷魅力。

 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诗歌、美术与文学,对风景、植物与动物竭力赞美,相关图片、图书、画作乃至明信片备受追捧,《英国的草、莎草和蕨类植物》一书在当时英国的畅销,并不奇怪。正如《英国插画书拾珍》所指出的那样,除却安娜·普拉特之外,还有一批英国画家如亚历山大·马歇尔(Alexander Marshal)、www.987422.com,伊丽莎白·布莱克维尔(Elizabeth Blackwell)、悉尼·帕金森(Sydney Parkinson)的植物图册反响不俗,每当付梓,便洛阳纸贵,成为中产阶级人手一册的必买书。

  困顿雾都的英伦绅士淑女们,连喝下午茶都是自讨苦吃,因此在雾霾中渴求一点绿色以作宽慰,这是人之常情,艺术史家马尔科姆·安德鲁斯(Malcolm Andrews)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令人拍案叫绝。归根结底,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历史上的里程碑,工业文明带动整个英国的审美的变迁。强调风景与植物之美,是当时英国中产阶级批判反思现代工业之后而产生的社会思潮,并影响了日后自然主义的发展。近二十年来,世界工业中心逐渐转向中国,工业文明在神州大地上日趋强势,北京曾一度成为了新的世界雾都。因此,今日中文学界对相关问题已有了较多的关注,但对相关细微之处却不甚了然。《英国插画书拾珍》就此有着擘肌分理的阐释,以钩沉史料而启迪思考,故而相关精妙论说,玩味无穷。

  不宁唯是,博物插图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走红,亦另有他因。当时英国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各角落,但凡人间有的动植物物种,几乎都在英国的土地上出现过。即使有一些地区并非英国殖民地,英国人也会想办法将当地的动植物做成标本、绘图出版,大英博物馆里的展品便是证据,日不落帝国恨不得将地球收入囊中的霸权心态一览无遗。我本人曾收藏过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博物学家司万生(William John Swainson)所绘制的鸟类版画,画中鸟远在西非,与英国风马牛不相及,但英国人就掠为己有。关于这一话题,相关研究在维多利亚时代来华英国博物学家罗伯特·福琼(Robert Fortune)的《两访中国茶乡》与中国科学院罗桂环教授的《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》中均有详尽论述,这里暂且不展开细讲。

  对宏大历史与图像之间关系的检省,则是《英国插画书拾珍》另一个贡献。今日的英国,虽然各项指标已经今非昔比,但仍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五强之一。而维多利亚时代及其后的爱德华时代及乔治五世时代,则是世界首屈一指的“日不落帝国”,雄踞东西世界,南北几无对手。而当时的中国,正处于积贫积弱期,英国多次侵略、割地赔款,丝毫无反抗之力,而同时日渐崛起的美国却以一种新兴国家的姿态,开始挑战英国的权威,这复杂而微妙的国际关系,若以图像的形式表达,则意义深远。

  英国插画书当然不会忽视这样的风云际会。《世界之城:起源、发展和现状》与《彼得·阿诺作品集》便是个中代表。前者是英国旅行家埃德温·霍德(Edwin Hodder)对世界各大城市的描述,北京亦在其中。众所周知,在当时英国人看来,北京曾长期是落后、愚昧的代名词,而霍德正是将当时北京的状况予以并不客观的描述,处处看北京不顺眼,其措辞、选图满眼成见,甚至不惜深文周纳,尽量歪曲。这当是西方旅行者们盲目自信的“白人至上主义”使然,但是却也勾勒出当时西方世界的中国国家形象;而彼得·阿诺(Peter Arno)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《纽约客》的知名插图画家,也是“美国梦”与爵士时代的见证者与记录者,这本《彼得·阿诺作品集》则以一种漫画的笔触,绘制了当时美国人的日常,但这本书却在英国出版——似乎以一种姿态告诉英国人:美国的资本主义进程正在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,逐渐将英国推下神坛。

  英国人向来不甘心落于人后,但世界潮流从不因谁的愿望而决定其走向,否则现在统治世界的还是大漠深处的贝都因人。人类现代世界的格局每一次洗牌,要么是因为世界大战,要么是因为产业革命。英国因第一次产业革命引领世界,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又未吃亏,上帝已经待它不薄。从维多利亚时代到乔治五世,英国占尽天时地利人和,统治世界两百余年,既以工业革命先驱的形式造福人类,也以世界殖民者的嘴脸为非作歹。英国插画书便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,不但将大英帝国的如日中天展现的淋漓尽致,也道尽了无数英国普通人的琐碎日常。《英国插画书拾珍》正是基于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,展现了英国插画书“图史互证”的一面。

  如果严格来说,《英国插画书拾珍》也并非尽善尽美,因为这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系统学术专著,惋惜之处就是未就英国插画书的历史进行总体梳理。因此涉及一些问题时,难免有挂一漏万的遗珠之憾,举例而言,作者说她本人收集到最古旧的书是1842年出版的《英国民谣》,其实在1842年之前,英国的插画书就已经蜚声欧洲,笔者自己收藏的斯格特的《韦福利传奇》(The Waverley Novels)在1830年出版之后,就被图书收藏界视作英国插画书的圭臬典范,讲述的是詹姆士二世党人(Jacobitism)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中的各种角逐竞力。若论内容不过尔尔,关键是插画精美绝伦,笔者初见时,便爱不释手,这反映了当时英国一流的印刷技术与对当时社会的历史观,用弥足珍贵来形容洵非过誉。该书1830年在爱丁堡出版,今日爱丁堡仍有韦福利车站,相信作者并不陌生。类似于这样的经典之作有所遗漏,似有可惜,但恰也反映了,《英国插画书拾珍》就是一部作者的阅读史,如此看来,此书又显得尤其珍贵了。

  如上评述,当是笔者信马由缰的一些个人读后感想。但毋庸置疑,《英国插画书拾珍》是一部别出心裁的佳构,当推荐给各位有心读者。总体说来,该书以文化随笔的形态,揭橥了英国插画书在“图史互证”这个层面的特殊意味,在作者看来,“图史互证”并不由枯燥的历史文献所组成,而正是由写书、绘画、出版的万种风情所表现,这正是该书极其特别的文化情怀。正如剑桥艺术学院马丁·萨里斯伯里教授在该书的推荐语中所写的那样,这本书让人联想到了“人与书”之间的关系,当中所蕴含的分量,远远超过了图书本身的内容——个人拙见:此处所言之人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个人,而是那个令人充满遐想的早期全球化时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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